廣受國人尊敬、深受學生敬愛的憲法學大師胡佛老師在九月時辭世,台大政治系、中研院政治所、中流基金會選在十二月一日胡老師生日這天,為他舉辦了溫馨和別具意義的追思會。
一般人只知道胡老師是台灣最頂尖的憲法學者、自由主義宗師,卻不知道胡老師的日常生活原來有許多不為人知的精彩。 追思會當天,許多前來參與追思會的社會各界知名人士擠滿了整個大廳,多數人都是到場拿到了追思會手冊,看到上面提供了胡老師的一幅書法作品,才知道原來胡老師也是書法大師。 胡佛老師的學生、主持追思會的朱雲漢院士說,胡佛老師琴棋書畫無一不精,不只喜歡古典音樂,也擅長國樂。在追思會播放的紀錄影片中,就包括了胡老師優雅演奏二胡的身影。 在追思會上,胡佛老師的學生、台大政治系石之瑜教授哽咽提及,胡佛老師最偉大的學術創見之一是「統攝性政治文化」,並且簡單扼要說明的內涵與價值。石教授說,這為台灣當前的許多政治問題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與解決方向,可惜外界還不夠了解。 胡老師的長女胡蒓女士在追思會特別分享了胡老師的愛情故事與生活點滴,說她的父親一生都對自己很節儉,平常的穿著看起來總是整齊又乾淨,但其實衣服破了也捨不得丟,襯衫的領子洗到破了,還拆下來把內面翻過來又縫回去,看起來就像是完好的襯衫,胡老師總說襯衫的下擺比較長,就是準備用於以後襯衫其他地方破了,可以縫縫補補,這樣顏色也不會不一樣。 胡蒓女士說,她從經常看見父親半夜還忙著寫稿,直接在床邊的熨板上就開始寫。 追思會的這些分享與故事,更讓人看見胡佛老師不但是最有道德良知的自由主義一代宗師,更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了偉大中的平凡、平凡中的偉大。按此處以編輯. 賴祥蔚 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中華傳播管理學會理事長/i-Media愛傳媒榮譽社長 2018.12.05 轉載自 台灣醒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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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院士於今年的九月十日過世。他是台灣政治學的宗師級人物,對我國政治學的發展與轉型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我國政治學發展的軌跡,很清楚地是受到國際學術潮流和國內政治局勢的雙重影響。這門學科始興於民國初年,當時西方的政治學主要還是規範與制度之學,有很濃厚的公法色彩,這也反映到我國的政治學研究當中,因此政治理論、憲法與國際法等領域均受到很大的重視。民國在大陸的時期政治上頗不穩定,這也影響到政治學的發展。雖然如此,初紮根的中國政治學還是有一些顯著的發展,並且在全國百餘所大學中設立了48個政治系。 在1948年選出的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網羅了當時中國最具有學術地位的碩學鴻儒,其中便有幾位最卓越的政治學者,例如治憲法的王世杰、錢端升,治外交史和國際法的周鯁生,和治中國政治思想的蕭公權等人。這呼應了當時以規範和制度為主流的政治學傳統。此一傳統於1949年後在台灣獲得延續,但在中國大陸卻被斬斷,壓縮為馬列毛的意識型態之學。 不過,台灣政治學的發展環境並不理想,一方面是與這個學科在國外的發展潮流產生落差,另一方面就是受到國內政治情勢的束縛。二戰後的政治學開始了「行為革命」,從理念與制度轉向政治行為,在方法上也從與哲學、法學和史學的密切連結轉向與社會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的結合,在性質上逐漸「脫人文化」而走入「社會科學」。這個「科學化」的趨勢早期在國內並沒有受到重視,使得國內和國際政治學的研究產生了很大的落差。 另一方面,台灣持續處於「動員戡亂」和「戒嚴」時期,因此凡是和國內政治直接相關的政治學領域都屬於敏感禁忌,學者踏紅線進行研究需要冒很大的風險;而非關本國政治的部門則空間較為開闊,因此國際關係、各國政府與政治、公共行政、政治哲學理論等方面的研究可以獲得較大的發展。甚至在敏感的中國大陸研究領域,也因為執政者試圖運用台灣的研究資源優勢來開展學術外交與國際交流,因而進行大幅度地開放與國際化。因此在民主化之前,台灣政治的經驗研究是最為落後的一個區塊。 在這個關鍵點上,從國外引進新政治學,並挑戰國內政治禁區的首要學者便是胡佛院士。他對台灣政治學發展最重要的貢獻便是在此。 胡院士於1951年夏考入台大法律系就讀,畢業後考取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第二期。於美國留學時是在Emory大學政治研究所,並撰寫了以「中華民國五權政體」為主題的論文。因此胡院士的早期研究是集中於憲政體制的。返台後於1961年冬季開始在台大政治系任教,一直到屆退,均教授與憲法相關的課程。他曾經與政治系傅啟學教授等六位同仁共同申請並獲得美國哈佛燕京學社的經費補助,研究監察院的體制,出版了《中華民國監察院研究》,但這本書遭禁,研究者且被懲處,不過胡院士始終堅持關心憲政運作。 1969年胡院士獲「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獎助,前往美國耶魯大學進修,開始接觸當時流行的行為科學,特別有關政治系統、政治文化及政治參與等主題。回國後他對於治學方向做了大調整,開始嘗試在臺灣發展實證性的政治學研究,堪稱是新政治學的開山鼻祖。胡院士以臺大徐州路21號院區不到五坪的306研究室作為基地,進行研究計畫,以此培育、提攜過數十位政治學者,開花散葉,產生了極大的影響。306的傳統後來發展成「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研究室」與「東亞民主中心」,成為台灣政治學的一個國際亮點。 引介新政治學之外,胡院士也挑戰威權體系,不斷地透過結交自由派學者、演講教學、著書立說、發行刊物、公開呼籲,和在政治勢力之間進行協調運作等方式,來推動自由化和民主化。這數十年不斷的活動,曾經讓胡院士備受壓力而且身陷險境,但是他甘之如飴,且從不屈服。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和聲望,也成為他推動政治變革的有利條件。久而久之,他成為自由派學者的主要發言人,台灣民主化的導師。在劇烈變動的環境中,各方政治人物向其請益者不絕於途。 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是胡院士大展抱負的時期,當時台灣的民主化發軔,胡院士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另一方面,政治學經驗研究的風氣大開,本國政治的研究從最落後的區塊驟然上升成為顯學,並逐漸發展為主流。新穎的數量方法不斷引進、大型的資料庫陸續建構、往昔的禁區逐一突破,又與國際學術界緊密連結,台灣政治學的研究向國際化與比較化大幅邁進。一個在民主環境中茁壯、並和國際潮流接軌的政治學出現了,而這正是胡院士奮鬥數十年的目標。 從那個時候到今天,台灣的政治學持續發展,然而,就像台灣的民主政治一樣,也出現了一些問題,而與胡院士的初衷有所相違。當年胡院士為了拓寬政治學研究的視野,勇敢地跨越紅線,探索本國政治的禁區。民主化帶來了本土化,往昔的政治禁忌被打破,使得台灣政治的研究成為顯學,然而學界或是因為研究資料的欠缺、或是因為對於威權政治的排斥,對民主化之前的議題普遍缺乏興趣,好似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是始於90年代的民主化,在此之前無足研究者。這樣形成了研究議題的斷代與新禁區,造成我們無法探究制度與文化、人物與事件之間跨時的互動與聯繫,使我們對於當前政治現象的理解淺窄化。我們放棄了大量可供研究的經驗資料,歷史與文化資源,對於過去政治現象缺乏科學的理解與因果探詢,聽憑政治行為者的主觀詮釋,失去了架構與發展後進國家威權體制政治經濟學的機會,也就無法透過兩岸的比較(臺灣的過去 vs 中國大陸的現狀)來深化臺灣的中國研究(這對於台灣有「存在性」的意義)。在研究議題方面,我們突破禁區之後,自己又設置了新禁區:不僅對1949年前的中華民國斷代,還對1990年前的台灣政治斷代。 胡院士帶領政治學往實證科學的方向發展,但是他在講求科學方法的同時,從來不曾忘卻自己終極的關懷:以實踐民主來造福人民與國家。在台灣民主化之後,他深深以為政治競爭所造成的認同分裂讓每一次的選舉都不是在選政府,而是在選國家,於是競爭陣營間敵我意識高漲,政治系統無由穩定,政治效能也無法達成。所以民主並不是萬靈丹,而是需要深切檢討的。然而這種規範性的自覺,卻難以在1990年代後崇尚科學方法的新政治學中出現。 量化方法的精進極大程度地增強了我們研究政治行為的能力,而且配合了由美國學術界所引領的社會科學風潮。但由人文向「核心科學」(hard-core science)轉向是有其代價的。當代的政治學除了政治思想的部分之外,一般都不處理規範問題,而是將西方所流行的價值體系視為不證自明。對於價值的探討和追求在經驗研究中匿跡,而以隱晦的前提出現。它們本身並未被論證,也因此缺乏深刻根柢。數量化的研究方法讓政治學離思想和價值的探究更遠,也更無法解答社會大眾對於政治學者所提出來的各種與價值判斷相關的問題。 在方法論單一化的情況之下,研究者不自覺地遠離了無法框入特定研究方法的議題,無論此一議題是否重大,因而使得政治學的研究與現實的需求經常不能夠有效結合。與歷史的隔絕使得政治學(包括國際關係)和史學無法相互發明,此大異於過去的傳統,也使政治學無法處理與歷史密接的議題(例如理解對岸影響世局的「一帶一路」倡議)。和思想、哲學、歷史與法律脫鉤的政治學,無法從這些傳統上與政治研究密切相關的學科汲取觀點、相互豐富。新政治學在精微的實證方法上取勝,卻在倫理與規範的探究上虛無,因而看不到民主的危機,在面對危機時也只能無語。 認同政治與右派民粹主義在英美等核心的西方民主自由國家崛起,對政治學造成了嚴重的挑戰。僅是簡單地信奉形式民主、然後「就事論事」地做經驗研究便是政治學者在當下所能做的唯一貢獻嗎?胡院士所戮力以赴、辛苦經營的政治學,是要能爭取民主自由、而又免於偏激民粹,建構嚴謹科學、而又從不稍忘人文價值的「食人間煙火」的學科。胡院士的一生,是以無比的熱情,來追求民主和科學,其終極的關懷是國家與人民。這樣的精神,應該給後代的政治學者啟示:我們要建構怎樣的民主,又要發展怎樣的政治學。這些大問題,無法從切斷歷史和科技理性中求解答。 吳玉山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短短3個月內,楊國樞院士、胡佛院士與沈君山校長等3位戰後台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最突出的標竿人物相繼過世,令人無限感傷。他們3位在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對台灣的威權體制鬆動、政治改革與民主轉型曾發揮極為關鍵的作用。
40歲以下的讀者大概對這3位歷史風雲人物沒有太多的印象,年輕一輩也無法想像在報禁與黨禁尚未開放的年代,少數知識菁英可以引領社會思潮、營造社會輿論,並在削弱威權當局的合法性,以及為反對運動提供論述指引與政治動員所需的社會土壤上,能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 毫無疑問,這3位之中胡佛院士更是引領台灣民主大潮的第一人。 在政治轉型的關鍵時刻,他能提供最清晰、嚴謹、完整又最有說服力的憲政論述與改革主張,從推動審檢分立、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廢除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到全面回歸憲政,他都踏在民主改革浪潮的端頭上引領後浪推前浪。 他不僅坐而論道,更起而行。他能協調與組織志同道合的學者和媒體評論家相互聲援,並在威權當局與反對運動之間積極進行穿梭、溝通與協商,每每發揮扭轉乾坤的作用。從黨外運動興起,美麗島事件,到民進黨成立,他都曾在幕後發揮避免朝野對峙走上暴力相向惡性循環的關鍵作用。 60年代他是《思與言》雜誌的主要發起人之一,成為戰後第一份不依附公家學術機構的獨立學術園地。80年代作為學院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重要輿論陣地的《中國論壇》半月刊,他與楊選堂先生是讓這個陣地發揮巨大能量的的兩位靈魂人物。他為「澄社」的關鍵發起人並親自撰寫成立宣言,但也最早察覺「澄社」可能變質為「渾社」,而不顧知己老友楊國樞院士的情面,毅然協同文崇一、韋政通、何懷碩退出「澄社」。 他在台灣學術發展環境仍相當簡陋與艱困的情況下,為華人政治學開闢了政治體系與行為實證研究的科學化道路,一手創建針對民主轉型與政治文化變遷進行定期全島調查的跨校團隊,並發展出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比較分析的開創性理論框架。他栽培了眾多日後在國際學術舞台上嶄露頭角的新世代學者,為台灣在新世紀躍升為全球民主化研究重鎮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他的巨大影響力與感染力,來自於他光明磊落的人格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氣,因此得到各方的敬重與信任。他經歷過威權體制打壓、特務機關威嚇、各種權位與名利的誘惑,但絲毫不能動搖他對核心價值與終極關懷的堅持。 他的道德良知就像一面高懸的明鏡,折射出同時代的所有著名知識分子與政治風雲人物的本性、善惡、虛實、真偽與智愚。他往來的對象以及曾受他影響的故舊門生幾乎覆蓋台灣政治轉型期所有關鍵人物,從雷震到黃信介,蔣經國到李登輝,陶百川到孫運璿,費希平到林義雄,郝柏村到宋楚瑜,呂秀蓮到馬英九。他看盡學術界諸多浪得虛名的人文社會學者因缺乏理論自信而甘為歐美學術附庸;他看破國民黨權貴之後總是把個人短期政治得失放在首位,常為敷衍當下的民粹壓力而寧可自毀政治長城;他也看透昔日披上民主改革外衣的反對運動人士,一旦大權在握,就開始玩弄特權,搞分贓政治,甚至扭曲法治、箝制輿論、迫害政敵、操弄民粹,逐步掏空民主的實質內涵。 胡佛院士最景仰的歷史人物是孫中山先生,他高度推崇孫文一生的革命事業,以及他為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做出的巨大貢獻,他也讚賞孫中山的五權憲法理論。在他心目中孫中山與胡適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孫文完整地認識到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三者相輔相成,均不可或缺。民族不自主自由,民權與民主憲政無所依附;不具備社會主義內涵的保障民生框架,即使形式上建立了普選與多黨競爭,民主遲早淪為資本家支配的政治遊戲。在他看來,那些不講民族自主自由而只講個人自由的學者,是脫離歷史現實的虛無主義者,甚至不自覺淪為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買辦。第三世界的民主運動如果缺乏反帝與反殖民的歷史基因,就很容易成為霸權體系與前殖民宗主國的戰略、經濟與文化附屬品。 他最擔憂的是兩岸關係。他生於大陸,成長於八年抗戰,深知以台灣民族主義來對抗中國民族主義可能導致骨肉相殘的悲劇。他反覆告誡檯面上的政治人物,若出於自己的認同錯亂或政治計算而刻意製造台灣2300萬人與對岸13億人之間的疏離、敵意與對立,既不負責任,也極不道德。割斷與中華文化的紐帶,台灣將猶如失根的蘭花,只能隨波逐流,並任由國際強權擺布。 ........................................... 朱雲漢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合聘教授 2018.09.19 轉載自中時電子報 當大陸習近平總書記高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口號時,台灣有一位學者畢其一生為這個崇高的信念孜孜奮鬥,無怨無悔燃燒著他的生命,實踐這個目標。不幸地,他在3天前倒下了。我們敬愛的胡佛院士終於離開了這個戰場,永別了追隨著他的伙伴。他的奉獻與犧牲沒有任何怨言,然而卻含著熱淚,充滿著不捨及遺憾,未能看到他一生追求的美夢「中國統一」,溘然長逝。他的追隨伙伴、門生弟子,面對噩耗,掩面齊聲痛哭!
當此悲痛時刻,門生弟子,都在懷念胡院士在自由民主的戰場上奮鬥的幕幕實情;也在追念胡院士為國家憲政體制奔走吶喊;更在為胡院士毅然決然退出他創辦而變質為台獨走向的「澄社」敬佩萬分。胡院士絕不向權威低頭也不為利誘而失身,即使蔣經國先生登門拜訪委以重任,概然婉言相拒。學人典範,常存我輩內心深處,彌久難忘。 然而胡院士在他的人生中更有輝煌的一面,卻低調得難為人知的事蹟。胡院士是一個不折不扣為中華文化保續與發揚的實踐者。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來凸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推動者。更要以兩岸的「血濃於水」情操來貫徹這個目標的實現者。為此,他以一介書生於1995年創辦了「財團法人中流文教基金會」,實現他畢生服膺的另一個偉大目標:「一、探索21世紀中國人在世界之角色及地位。二、促進中國文化與人本精神之調適與重振。三、推動兩岸學術交流,增進相互瞭解,並提高知識水準。」這個基金會的目標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銜接起來。 對胡院士來說,21世紀中國人在世界的角色及地位必須在學術基礎學門札根,而中國在90年代經濟掛帥時期,政府對冷門學門無力問津,這是中華文化與人本精神嚴重失調最為嚴重的情勢。胡院士深深體會到、兩岸學術界在此關鍵時刻必須合作,台灣務必伸出援手,對大陸的冷門學門,諸如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政治學、中國哲學等研究生大力給予研究論文經費的幫助,俾免後繼無援半途而廢。這是一個神聖而莊嚴的使命及任務,胡院士乃毅然決然成立中流基金會。但胡院士乃一介書生,囊空如洗。但他莊嚴的呼喚得到朝野文教及企業人士響應,諸如趙耀東、毛高文、紐廷莊、許士軍等都熱烈協助募集基金。 胡院士是一位人本主義者,他帶領董事紛訪大陸各重點大學,簽訂合作協定,並個別找到各校的研究需要。在90年代初期,包括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四川聯合大學、中國社科院、上海社科院等十所獲得了必要的研究生寫作補助,為冷門學科今日得能開花的結果,胡院士當時的學術情懷與人本精神,今天仍為大陸學術界津津樂道。 .................................................... 曹俊漢 文化大學政治系講座教授 2018.09.12 轉載自中時電子報 中央研究院胡佛院士生於1929年12月1日,祖籍浙江杭州,寄籍江蘇揚州。2018年9月10日胡先生在台北仙逝,走完了89年的燦爛人生。
胡先生從母姓,先尊戴天球先生曾是追隨中山革命的中華革命黨人,就學於兩江法政學堂和東京大學法科,曾任大元帥府秘書,為全國著名律師,後擔任國大代表,參與制憲工作,並籌組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擔任常務理事兼祕書長。胡先生克紹箕裘,以憲政法治的研究與實踐聞名於世。 民主、科學、愛中國是胡院士一生矢志不移的理念,也是他奮鬥惕勵的人生志業。他努力不懈的繼承並闡揚孫中山的治國理念與革命學說,並主張政治體系是由認同、結構與功能三者所組成,缺一不可。其中,民族認同是國家穩定的基石,「如果文化不能達到共識,整個政治體系都將發生動搖。」基於此,他特別強調民族認同與愛中國的關鍵意義,而背叛國家、否定民族認同,乃是不道德的。 胡先生一生的終極關懷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不再受到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與殖民主義的侵淩與壓迫,並且要建立起真正的憲政民主、科學理性與和平均富。他認為,中國的民主統一乃是最高的道德價值。 對於台獨的思想基礎─台灣主義,胡先生細心地從歷史與文化角度剖析,認為日本殖民主義者當年推動皇民化的目的,是要從歷史感情上割斷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親緣關係。而後來的人提出的以台灣為主、向外擴張的「同心圓論」,其目的則是要把兩岸民胞物與、同文同種的歷史淵源進一步切割,使其與中華文化分離。但是,國族認同問題必須透過文化途徑從根源上進行梳理,並加以導正,而小恩小惠的利多或施恩,卻是無濟於事。 在政治結構方面,胡先生將「國家」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加以釐清,他強調孫中山倡導革命的「保中國、不保大清」觀念至為重要。而其中,「中國」是指國家與民族,「大清」則是指政府與政權。政權乃是一時一地的,國家則是恆常不變的認同象徵。這與英國憲政主義所強調「效忠女王(代表國家)、反對政府(執政黨)」的理念,如出一轍。胡先生一生認同議會內閣制理念,主張在國族認同的共同基礎上,推動民權主義與憲政民主的建設,奠定公平公正的民主競爭規範,並實施民主選舉,落實主權在民理念。基於此,民主選舉的目的是選出新的政府、反映新的民意,並制定出新的政策,而不是一些人主張的要顛覆國家認同,「選出另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對於過去一些西方學者著重政治決策及執行過程的分析,強調政黨功能與公共政策的差異,卻根本忽視了國族認同的統攝性文化與民權主義的結構性文化的重要作用,胡先生認為,這將造成認同、結構與功能這三類政治文化在層次上的混淆。究其因,這是因為過去西方民主國家(主要是英、美)在國家統合與政體規範上較為穩定,很少有嚴重的文化與認同分歧,所以學界特別著重政治過程與功能的分析,其重點放在公眾利益衝突的調和與解決之上,卻忽略更為根本的統攝型文化的認同取向,包括國族意識、愛國主義、文明價值等認同問題。 但是近年來,隨著美國川普風潮和西方民粹主義的崛起,美國與歐洲的國族認同問題已益趨分裂與激化,從英國脫歐、美國優先、文明衝突到反全球化、否定外來移民、激化族群對立,均凸顯文化認同與政治結構問題的嚴重困境。但胡先生卻早在3、40年前,就以具體的經驗研究,點明了此一問題的關鍵意義。 從1970年代初期起,胡先生決心以權力關係為核心概念,構建他的學術理論架構。1976年,他推動臺北內湖區的調查研究,以所有公務人員和公民為樣本,進行對比觀察。1980年代以後,他更進一步對國內歷次重要選舉進行實証分析,觀察台灣地區的政治文化、政治態度與政治參與和變遷。1992年,胡先生領導的台大「政治體系與變遷研究工作室」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杜克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香港中文大學進行跨國合作,進一步開展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三地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的研究,逐漸得到國際的重視與認可。這也是迄今為止在華人世界政治學的經驗研究上,規模宏大、持之以恆的一項重要成就。 對於30多年來持續不斷的科學研究,胡先生在自敍時曾指出:「在一個政治權勢不容懷疑的威權社會,統治階層的特殊觀念,透過政治權力的行使,就會籠罩一切,政治的知識不過是信仰與奉行而已,那裡還有可能容忍政治學者,自由地根據學術求真的精神,運用嚴謹的分析方式,作科學性的探究呢?」 但是,胡先生卻以大無畏的道德勇氣,在威權統治極盛的年代,秉持憲政自由主義者的理性與良知,對抗特務的威脅、查禁的警告與同僚的異見,完成了一項又一項重要研究成果,也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學生。他坦言「作為一個力求突破禁制、熱愛科學探究的政治學者,如不經歷種種的磨練與奮鬥,是不可能累積一些成果的」。「想到以往所遭遇的困阨與苦況,以及奮力對抗所滋生的激情,當時不易為人所知,現時人恐怕更難體會」。 但是,正是這樣大無畏的道德勇氣、自由精神與科學奉獻,成就了台灣在威權轉型時代的政治學研究與憲政民主發展,胡先生居功厥偉,卻從不以此自誇自滿。1986年9月,民主進步黨成立,在胡先生和其他仲介人士的折衝與協調之下,歷經艱辛,終於化解了朝野衝突、零和對峙的危機,也為台灣的民主化改革開展了和平的序幕。1990年6月,國是會議期間,胡先生查覺執政者的修憲意圖竟然是動搖國家認同、推動台獨分裂,從根本上違背憲政主義與自由民主的精神,乃毅然決然退出會議、拒絕再為其背書。 胡先生一生堅持科學、民主、愛中國的理念,自始至終,未曾動搖!而他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充分實踐自我、成就了自由主義與憲政民主的精神,足為後世之楷模! 胡先生出身江浙世家,自幼習文,工書法,亦譜詩詞,在研究工作之餘,胡先生經常與師母、四個孩子在山間曲徑散步,在夕陽與山風中攜手相扶,其樂融融。1997年,胡先生譜詞一首《牽手》,記載著他長年來與師母患難與共的情感,特列於後,以表達感念之情:「翠聳新篁半入天,水溢澗溪注枳園,道人心緒是啼鵑。空山夕照留片刻,飛絮輕飄去無邊,拾階語住手相牽。」 周陽山 國立金門大學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講座教授 2018.09.30 轉載自 中時電子報 當代中國政治科學家胡佛院士辭世,海內外悲悼、紀念鮮花及文電紛至沓來,超越世代、學派、黨派。胡先生人格偉大與包容可見一斑,而他對中國統一的忠貞信念,甚至感動立場相左的另一端。唯其間,各界論所不及,念所不知的,卻是胡先生堅苦卓絕的愛國志業。
胡先生之愛國,絕不僅止於父子兩代對近代中國苦難的疼惜,或對中山先生的追隨與景仰,更奠基於胡先生突破性的科學思想上。我們臺大是學術首府,一定要從知識視野來理解胡先生的歷史貢獻。 近代史不乏愛國科學家,科學是他們報效國家的方法。然而,在胡先生以科學愛國譜成的學術生涯中,科學不是富強工具,科學構成他愛國思想的內涵,他賦予了愛國一種不可取代的科學意義,因此,科學與愛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無此兩端並存,就無法養成胡先生的抵抗精神,開拓他厚達化異的胸襟。胡先生的科學愛國,貫穿他對中國統一的理性主張,對歐美政治學的批判改造,對內閣制憲法的執著不渝,與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痛定思痛。 對歐美政治學的批判性反思 胡先生進入政治學的年代,系統分析正開始大行其道,影響至今不墜。當時,大衛伊斯頓將政治定義為“價值的權威分配”,聚焦在人民權利的維護,並將系統過程區分出兩方面,一是“對系統輸入價值”的過程,二是“從系統輸出分配”的過程,從此定義了爾後半世紀的政治學框架。 其後,有蓋布瑞歐阿蒙德同希德尼佛巴兩人合作,把處理輸入到輸出的“權威”(就是政治系統的結構),分為行政、立法、司法;再蒐集(歐美)人民對進、出兩個過程與對中間的結構所持態度各自為何,據以整理出政治系統的“功能性”文化與“結構性”文化。他們可在不同系統間從事比較,進而分類,用於判斷並解釋系統的穩定程度。 根據胡先生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即使在結構性文化與功能性文化都測得較好表現的情況下,系統未必穩定。 換言之,縱使人民對三權及三權之間的法治關係有充分認知,願意支持,且對系統的輸入與輸出功能有信心,並感到滿意,但系統未必穩定。 他認為,這是由於系統分析忽略人民的兩種文化:一是人民對在結構頂層的系統本身所持的態度,他稱之為“統攝性文化”,即群性;二是底層的個人獲得權威後,能否維持原有態度,他稱之為“政治風格”,即德性。如此頂層與底層補足的系統分析,是匠心獨具! 首先,當統攝性文化欠缺時,人民對系統的認同分裂,我們試著從21世紀體會的話,問題可能是宗教(中東)、民族(東南亞)、移民(歐盟)、地方分權(西班牙)、意識形態(美國)等等,人民原本支持三權結構,因敵我意識高漲,便抵制政府,寧可擱置甚或阻撓法治,來破壞治理。因此,結構性文化看似穩,實則浮。 胡先生的名言就是,此刻選民不是選政府,而是選國家,選輸的就不容享有憲法保障。胡先生以“漂浮”形容如此的統攝性文化。系統分析浸淫在天賦人權的設想中,不察天人之間的群性,以致其量表認可的結構或功能文化,泰半可疑。 其次,胡先生憂慮權威人格傾向的政治風格,即曾遭遇強大壓制或剝奪的個人和群體,對權力產生背反的兩種情感:宰制外人的渴望;依附權力的需要。權威人格在殖民統治、階級制度、封建社會下都較易生成,其人擁有權威後,有一種展示權威的心理需要,必須透過不斷超越體制來確認自己權威,因此阻撓了系統功能,破壞了結構文化。 其結果,就算自己對結構與功能都具備充分知識與支持意願,有朝一日掌權,反而變本加厲破壞程序,刻意身在體制之上。1980年代台北市議會有所謂三劍客,已讓胡先生對政治風格有所警覺。 從統攝性文化到政治系統的“群”與“德” 無庸置疑,胡先生心之所繫是台灣問題。自90年代以降的台灣面臨統攝性文化的裂解,導致國內敵我氣氛氾濫,法治崩壞,誠信蕩然,所有法治教育均流於漂浮。 我國因為殖民統治,菁英的人格遭剝奪,一旦在位,必受某種掠奪、貪腐、霸凌而不能自已的衝動所折磨。 這種對權力雖渴望卻不確定的焦慮,表現在國際政治上就是對美、日百依百順,尤其是對美國憐愛充滿浪漫想像,此舉斲傷統攝性文化;對內則為所欲為,彼此沒有互尊,不容對方享有權利,以致德性棄如敝屣。 胡先生在李登輝主政初期就堅持回歸內閣制,後人至今才恍然大悟,與所謂他忠於張君勱草擬的五權憲法無涉。 胡先生主張內閣制與他提出憲法權力分統權與治權的理論息息相關,內閣制屬治權,屬於系統分析裡的結構性文化,統權必須與治權分開,不可捲入人事與政治運作,以維持超然,象徵國家統一與穩定。 因此,再激烈或低劣的政治動員,甚至分裂主張,都不及於統權,故不影響人民對統權的共同約束,如此奠定對系統的頂層認同,才能發展出健全的結構與功能文化。 統權是元首權,象徵國家,接受效忠,不受地域、階級、宗教、性別、黨派、職業等等因素影響,超越世俗政治,對具體事件、人事、政策或判決,負有絕對迴避的責任。元首可是世襲皇帝、任期總統、輪值委員、革命黨主席,不一而足,關鍵在維持超然,以免國 成為分裂對象,導致系統失其重心而漂流。 准此,統攝性文化是中國統一與民主法治之間必須的內在聯繫。而統一的中國更能透過統權的確立,化解殖民統治給台灣人民帶來綿延不絕的焦慮,以恢復德性促成法治,取代依附與宰制的惡性循環。 由胡先生字聖西,可窺知他對民主、科學的嚮往。不過,就在他學術生涯如日中天的70年代,胡先生進一步掌握到的,不但是內閣制憲法與行為科學本身的價值,更是民族與道德問題對民主法治文化的制約。 一個缺乏共同民族認同,遭受外族、外敵切割的群,不可能發展出法治意識,結果是,討論稅法的動機無關財政,討論教科書編撰的動機無關教育,討論退休制度的動機無關養老,一切全為對付想像的敵人,系統淪為羅織的場域,言而無信,反覆無常,終至不可治理。 這是何以胡先生晚年念茲在茲要釐清的是,“群”與“德”是系統科學的問題。 “群”的研究與實踐挑戰政治科學的未來 歐美政治科學對群缺乏敏感,在歐美思想傳統中,自我保全的慾望(霍布斯)與天賦人權(洛克)才是耳熟能詳的精髓,以至於透過群的凝聚來維護安全並養成德性的歷史傳統闕如,而今中國崛起,竟視為威脅。 歐美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在近代肆虐全球,實則強化世界各地對群的呼喚。但礙於系統科學話語所限,無論是自省意識濃厚的歐美科學家,或向歐美先進學習的世界各地學者,失去表述群的話語,因此就算他們都追求現代化,總是不能對症處理統攝性文化的困境,甚至認為統攝性文化的提倡,或群的治理能力提升,是對天賦人權的威脅。 胡先生的政治科學研究打開歐美思想傳統迷障,等於把現實世界的折衝與對立,移往思想與哲學層次開展:一方面闡明中國民族主義作為群意識的凝聚,對外有抵抗強權的使命,對內有超然於結構及功能之上的責任;二方面闡明中國的國際治理以群為基礎,其來有自,既鞏固各地統攝性文化,又孕育中國與各國間某種共同未來的統攝性關係,胡先生因而對一帶一路的發展充滿熱情關注;三方面闡明必須有健全的統攝性文化,才有穩定的結構及功能文化,因而挑戰舉世的政治學家,去面對天賦人權思想與群的思想之間多種可能性的整合與分殊。 世人佩服胡先生抵抗強權,推動科學與現代化,堅持內閣制,反對分裂。我們若能再深入追蹤這些思想信念間的內在聯繫,以及共同的科學基礎,就在於胡先生對統攝性文化的探究,便能了解到,為什麼他的意志力能始終不渝。因為,這不是分開在制度、學術、民族三方面的看法,統權、統攝性文化與統一,同是出自一以貫之的科學研究,於是無比強大。其間終極關懷,毋寧是民主法治,當務之急,就是養成健全的群與德。 石之瑜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2018.10.12 轉載自 國立臺灣大學校訊第1365期 台灣政治學大師胡佛院士9月10日晚上與世長辭,消息傳來,各界哀悼聲不斷,舉國不分藍綠咸感惋惜和不捨。胡老師在台大政治系任教數十年,桃李滿天下,一生作育英才無數,曾受他直接間接啟蒙的人更不知凡幾。我有幸自1976年大二修他「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課,一路追隨,自覺福緣深厚。胡老師學貫中西,博學多聞,諄諄善誘,有教無類;課堂上的他總是風度翩翩,神采奕奕,談笑風生,深入淺出。學生上課如沐春風,聽講如癡如醉,蹺課的人屈指可數。他數十年來在台灣政治學界不論是教學或研究所樹立的典範,絕對是空前,恐怕也是絕後了。 1970年代的台灣,政治自由化開始萌芽,那是黨外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1977中壢事件,1979美麗島事件,是改變台灣歷史的兩大政治事件。那個年代是戒嚴時期,是國民黨政權高壓統治的年代,學術界與知識界敢跟國民黨當局唱反調的人少之又少,有風骨的知識份子更是如鳳毛麟角,胡老師就是其中之一。胡老師既是憲法學大師,又是自由主義大師,他在兩蔣時代膽敢大聲疾呼「立憲主義」(Constitutionalism),鼓吹基本人權和法治思想,為台灣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奠定深厚的理論基礎,那需要的是何等的道德勇氣啊! 到現在我還記得,胡老師不論在課堂上或下課時,經常不厭其煩地跟學生強調「法律主治」(Rule of law)和「依法而治」(Rule by law)的差別,什麼是「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為什麼「惡法不是法」等等。這些概念今天聽來或許沒什麼稀奇,但在哪個戒嚴統治時代,是有被殺頭或關黑牢的危險的,因為這些思想觀念聽在獨裁者耳中都具有強烈的針對性,都是統治階級最不喜歡聽的。 胡老師捍衛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大力主張「中華民國憲法在精神上是內閣制」,這跟兩蔣時代的主流政治思想自然是背道而馳的,但他言所當言,心安理得,毫不畏懼。我受胡老師的啟發,大二的時候還曾寫了一篇「法治是什麼?」,引爆當時台大法學院學生的一場法治論戰,對手是高我一屆法律係的陳新民,後來他當了大法官。我想起這段往事,是因為幾天前到胡老師家致哀,閒聊時學弟石之瑜教授主動提起的。 胡老師是台灣第一個政治學門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實至名歸。他除了在憲法學上有崇高的地位外,在台灣政治學行為研究方面也是開山祖師。1977年內湖研究,從事有關「權力價值」的政治文化研究,也是台灣開先河的「民主價值」的研究。台灣政壇近來流行語焉不詳的所謂「台灣價值」,講的人概念不清不楚,內容自然也言人人殊,雞同鴨講,無所適從。胡老師的內湖研究,深入探討台灣人的五項基本價值觀念,包括主權、平等權、自由權、多元權和制衡權,結論是台灣人或「在台灣的中國人」在1970年代就已經深具民主價值。而如果要談「台灣價值」,就像談「美國價值」或「亞洲價值」一樣,那勢必離不開民主價值的,這胡老師早在四十幾年前就已經徹底釐清相關概念和問題了。 胡老師一手建立的另一項重要研究傳統是「選舉與投票行為研究」。這個研究傳統始於1980年台北市選民投票行為研究,而我有幸就是當時的專任研究助理。從那時候開始,每隔三年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都會進行全島性/全國性的調查訪問研究,深入到一般人家中做訪談,從1983、1986、1989、1991、1992、1995、1996等等。附帶一提的是,1996年台灣第一次總統大選,胡老師提攜我出任當時國科會總統選民研究計畫的總主持人,而該計畫也很順利的完成。1997年,我因服膺民進黨前主席黃信介先生「元帥東征」的精神,接受民進黨徵召返鄉參選花蓮縣長,從此我漸漸投入實際政治,而越來越少機會參與胡老師的大型研究計畫,不能不說是一樁憾事。 胡老師不僅僅只是一個學術工作者,他同時是一個非常受景仰的知識份子。他憂心台灣國家認同的問題是從1970年代就開始的。最具體的是表現在1980年的台北市選民投票行為研究中,他已經開始著手處理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的實證研究。猶記得1982年中國時報系舉辦「棲蘭會議」,那一場盛會共有海內外19位最負盛名的自由主義學者參加,如余英時、張灝、林毓生、楊國樞、胡老師等等,提出了許多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學術主張和歷史洞見,我因胡老師的庇蔭,也受邀見習,得以親耳聆聽到許多前輩奇俠的宏言讜論,至今仍不時浮現我腦海。胡老師那次提出了一篇深獲好評的論文「憲政結構的流變與重整」,試圖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文化面與規範面之間找到強有力的連結,展現了憲法學與政治行為學的有機連結,毫無疑問是一個偉大的學術創舉,而他依據的經驗資料就是1980台北市選民投票行為研究。 不可諱言的,1990年代中期以後,胡老師對李登輝總統主導的修憲,以及陳水扁總統上台後「一邊一國」的主張完全不能接受。他甚至對馬英九總統的若干所謂「獨台」作為也不以為然。的確,台灣三十年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所形塑出來的整體政治大環境和胡老師的大中國情懷漸行漸遠;他憂心鬱卒,黯然神傷,但絕不口出惡言,展現了一代政治學宗師、一代傑出知識份子過人的涵養與修為。 胡老師如今已經化作一縷清煙,瀟灑帥氣地離開人世間了。他的辭世,一度讓我痛徹心扉,六神無主。我苦思數日,寫下一幅輓聯,希望能將聖西師一生的風範與教誨表達於萬一: 「心繫台灣民主,雍容大度,無懼獨裁統治者;
魂牽中國統一,胸懷天下,永留正氣在人間」 晚上在寫作論文之餘突然收到一些老師發來的不幸消息:中國臺北“中央研究院”首位政治學專業院士、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榮休教授胡佛先生不幸于9月10日傍晚在台大醫院病逝,享壽87歲。震驚悲痛之餘,總覺得該寫點什麼。胡院士是享譽海內外政治學學界的泰斗,也是政文觀止Poliview全體同仁一致景仰的長者。我們全體同仁對胡先生的不幸離世表示深切不舍與悼念。今天我們在之前推送的胡院士學人小傳的基礎上做了部分修正並重新推送,以示敬意與緬懷,願胡老先生安息!
學人簡介:胡佛(1932.05.14——2018.09.10),生於浙江杭州,寄籍江蘇揚州,中國臺北“中央研究院”政治學專業首位院士,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曾任臺灣大學首屆連震東法政講座教授,其研究領域橫跨政治學與憲法學,在政治行為與政治文化、民主化與制度變遷、憲法學以及司法判例學等研究領域著力甚深,著有專著10餘部,發表學術論文120餘篇,被譽為“政治學泰斗”。 眾所周知,中國內地的政治學發展歷經坎坷。在上世紀50年代院系調整時,政治學被作為資產階級偽科學而遭到取締,直到1979年,在鄧小平“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的指示下,政治學學科才得以恢復。近40年來,在諸多前輩的不懈努力下,以大陸為主體的中國政治學形成了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研究為核心的鮮明風格與氣派。而在寶島臺灣,政治學研究則呈現出另一種路徑。宣導科學化、實證化研究特別是遵照行為主義的方法來研究政治行為與政治文化是其主要特徵,胡佛教授便是其中的傑出典範。 胡佛教授隨母姓,所以戶籍為浙江杭州,為家中第三子,其父戴天球時為賢達人俊、著名律師,早年追隨孫中山民主革命,曾與愛國民主人士沈鈞儒、章士釗等人創立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後來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胡先生少時長於揚州,曾就讀于揚州中學,1948年國共內戰期間,青年胡佛隨父母赴台定居。受其父耳濡目染之影響,胡先生先考入臺灣大學法律系就讀,主要研習憲法與憲政,這既是法律學研究中的核心支柱,同樣也是政治學研究中舊制度主義範式的重要傳統,這些知識自然也為他日後在政法兩科研究上駕輕就熟打下堅實的基礎。 在本科畢業時,與多數選擇進入公務員系統和律所謀職的同學不同,胡先生選擇繼續深造,先是考取臺灣政治大學的政治學研究所攻讀碩士,後遠赴美國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攻讀政治科學專業,或政治學碩士學位。在美期間,其一開始也是研習與憲法學高度相關的判例法學、比較政府學。但是後來在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以及耶魯大學訪學的過程中,胡先生的研究興趣發生了重要轉折,這其中的原委不得不從當時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大背景談起。 眾所周知,20世紀60年代正是美國行為主義政治學盛行的年代,對微觀個體的政治行為和政治態度的研究風生水起,師法自然科學研究的統計與實驗的研究方法方興未艾。留美研讀政治科學的胡先生自然受社會科學變動大趨勢的影響。然而僅僅是跟風就能讓研究旨趣轉向的說法顯然以偏概全,對此,胡先生有自己的解釋。在他看來,之前的憲法學和政治學研究都是“從權力結構觀察政治體制”,“談來談去都是談制度,比較是一種形式的規範。其實政治跟人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制度是人訂的”,“權力結構不能離開人的活動而獨存”,“對人的政治行為的觀察,應是科學探究的另一面,並且是根本的一面”。因此,在鞏固原有研究專長的同時,胡先生轉向了對政治行為與政治文化的研究,這也成為其一生的研究旨趣。 誠然西方是政治行為與政治文化研究的發源地,但是這些理論是對西方自身發展歷程所抽象出的一條經驗,在運用到發展中世界特別是中國時難免生搬硬套。相比于近年來中國大陸學者不斷呼籲的“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化”、“用中國概念發聲”而言,胡先生與他在台大的同仁楊國樞、黃光國、葉啟政三位教授最早提出了“社會科學中國化與本土化”的概念並付諸實踐(石之瑜:社會科學本土化研究的歷程)。由此,一系列從本土政治實踐經驗提煉出的政治學理論與方法得以問世。 就政治行為學研究而言,胡先生開創性地提出了諸多理論,他對國民黨統治下的“國家—社會”關係、對臺灣選民的政治參與行為等領域有著精闢獨到的分析。拿國民黨的統治結構來說,胡先生提出代表性的“傘狀威權”說。在胡先生看來,古往今來,政治的核心就是權力,再精美化的政治科學研究也無法繞開權力。國民黨統治臺灣就是對政治權力精細化的運營過程,其中當局領導人就是能控制整把傘開關松合的“按鈕”,而社會中的三個維度——統治社會(軍隊)、政治社會(金融保險寡頭、地方派系)及民間社會(商會、農會和工會等社團組織)則組成了“傘面”。作為“傘柄”的國民黨通過對各個層級和行業部門精英人物的吸納,構成權力網路中的恩庇—侍從關係,由此強硬地統治了40年之久。 就政治文化而言,像托克維爾、阿爾蒙德、維巴以及派特南等人都有過深入的研究,從他們的論述中可以抽象出一條共同的邏輯,那就是民主制度的建立與存續有賴於良好的公民文化傳統。在他們眼中,什麼樣的文化產生什麼樣的制度。但是文化與制度之間相互影響,其中存在的內生性無法回避。因此,我們也可以說什麼樣的文化產生自什麼樣的社會,政治文化的形成也是被形塑的過程。同時,對發展中地區而言,西方學界重視公共利益衝突的協調解決,關於政治文化的論斷不僅有更嚴苛的先決條件,而且似乎遮蔽了政治的核心與本質。胡先生認為,“政治生活是權力關係的一種互動經營,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基礎,也是權力關係在主觀上的一種正當信念”。 立足臺灣地區獨特的政治環境與民主轉型的現實情境,胡先生從演繹推論入手,提出“統攝性的政治文化”、“結構性的政治文化”以及“功能性的政治文化”三維分析架構,其中“統攝為根本、結構與功能則順居其次”。在胡先生看來,在政治體系中,統攝的取向就是以國家認同和愛國情操為代表的政治態度,是推動現代國家建設的前提。在此基礎上,現代化建設誘致權力關係的改變,從而產生結構性的政治文化變遷。顯然,這一文化架構的提出不僅吸取了西方民主化研究中的精髓,而且強調了西方政治理論所忽略的——在轉型社會與現代國家建設下必須重視的“國家認同”和“民主化的同質性”問題。我們可能知道林茨和斯泰潘在其名著《民主轉型與鞏固問題》用了大量文字來討論這一問題,但是可能並不知道以胡先生為代表的中國學者早有先見之明。石之瑜教授曾提到,胡佛老師提出的“統攝性政治文化”不僅為分析以中國臺灣為代表的族群多元的轉型社會提供了新的方法,而且也為思考中國大陸主體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提供了重要啟示,實則彌足珍貴、有重大貢獻。然而隨著胡先生的退休,臺灣學界為了與國際接軌,對民主化的研究統統採用與西方大體一致的問題設定來繼續推行,對“統攝性政治文化”的追蹤戛然而止,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眾所周知,要想深入研究政治行為和政治文化,必然離不開社會調查。威權時代的國民黨當局儘管在形式上裝模作樣,搞“民主選舉”,宣稱“合法性”,實際上壟斷選舉、打壓黨外競爭者。儘管如此,選民卻用投票來表達對當局的不滿,在上世紀70年代以來以“中壢事件”為代表的社會抗爭運動此起彼伏。 對此,胡先生認為既有的理論無法解釋實存的世界,因此力倡實踐,以身作則,率先帶領學生到街坊中,到田間地頭,發問卷,搞訪談,做社會調查,跑遍全省,數十年如一日。他指導的學生,後來亦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著名學者朱雲漢教授的碩士論文就是《臺灣地區政治參與模式之研究》。儘管在那一時期,由於國民黨威權政府對社會和思想的嚴厲管制,在這種嚴苛的環境下做社會調查、瞭解民意就相當艱辛不易。對此,胡先生在一次學術報告中曾笑稱“我們前面在做調查,當局就在後面調查我們”,而依據調查資料得出的結論既不為同行所待見,更被當局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有回報,在臺灣社會完成民主轉型之後,與政治行為研究密切相關的選舉研究、社會調查突飛猛進。後來,胡先生與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教授、時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申道哲教授、杜克大學已故副教授史天健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關信基教授合作,牽頭發起東亞民主動態調查(East Asia Barometer),該項調查源自對中國三種不同的社會——臺灣、中國大陸與香港進行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的調查,日後發展為儒家文化輻射影響乃至整個東亞社會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的調查,成為東亞民主化與政治變遷研究的重要資料庫。在後來又有南亞民主動態調查(South Asia Barometer)加入,二者共同組成了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 Barometer Survey, ABS),成為全球民主動態調查(Global Barometer)的重要分支。 在90年代中後期,胡先生逐漸淡出了社會調查的具體操作。到2002年,作為總主持人的胡佛教授因年事已高遂將調查研究的接力棒交給其事業繼承人——朱雲漢教授。2012年,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正式成立,雖然中心在編制上只算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屬研究機構,但是其致力於建設區域研究和可進行跨國比較的資料庫,加強民主轉型研究的不懈努力得到了國際學術界同仁的一致好評,擁有廣泛的影響力。 胡先生自1961年入職臺灣大學,先治法律,後來執教於政治學研究所與政治學系,1971年升任正教授,至2002年退休,期間未曾間斷,一共執教40年。在1998年,胡先生因為對政治學和憲法學研究的卓越貢獻,當選為中國臺灣地區最高學術機關——“中央研究院”第22屆人文及社會科學組院士,也是中央研究院自1949年遷台以來的首位政治學院士,地位尊榮。其所教授過的學生,也遍佈各行各業,無論是學界的朱雲漢、石之瑜、張佑宗以及遊盈隆,還是政界的馬英九、呂秀蓮、林佳龍、徐永明等人,皆為當下頗有影響力的人物。 2003年,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行院務會,通過了致聘胡先生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的決議,後經學校批准正式聘請為名譽教授。晚年的胡先生告別了朝夕相處的課堂與學生,不再專門授課,歸於平靜,頤養天年,平日很少發聲,但是依然對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關心備至。他于1995年創辦中流文教基金會並親自擔任董事長,多次訪問大陸,旨在探索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在世界之角色及地位;促進中國文化與人本精神之調適與重振;推動兩岸學術交流,增進相互瞭解,並提高知識水準。他也曾于90年代受到時任中國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並在2001年由時任中國社會科學副院長汝信親自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成為中國社科院裡的“座上賓”。 2009年,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胡先生作為中國臺灣地區的特邀嘉賓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閱兵觀禮。當祖國大陸在反轉的世界歷史中崛起時,他更是欣慰地指出,西方人所謂的“中國崩潰論”只是“徒增歷史的笑料”,並且滿懷希望地期待“東來的春意能為世界新秩序中的人類生活,帶來盎然的生氣與不盡的繁盛”。 鑒於島內民主政治的惡化與日益民粹化的態勢,胡先生也常常因擔憂而發出陣陣呐喊。2010年,胡先生榮獲臺灣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期間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發出的“一流學者不會只迎合民粹而在電視上胡說,也不會隨便罵人”的諤諤正言,時至今日依然給人以警醒。以民主化研究為專長的他,曾經做出著名的論斷——民主的風度不同于民主的價值,言外之意是人人都尊崇民主的價值,但是當他們做起事來就不見具有民主的風度。 面對“獨派”的謬論與囂張氣焰甚囂塵上,即使面對時任臺灣當局領導人、自己曾經教過的學生——馬英九,胡先生亦毫不留情地批評其對“獨派”的不作為與忍讓,提醒其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當時任臺灣“檢察總長”的黃世銘深陷囹圄時,胡先生毅然以《光天化日,陷人於罪》為文章名投書《中國時報》,從法治的角度為其仗義執言,不顧主流民粹的攻擊與謾駡。而面對“台獨”分子的倒行逆施之舉,胡先生更是發堅持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良心與操守,與其進行了堅決鬥爭。針對“獨派”在思想文化上的歪理邪說,胡先生先後嚴厲地批駁了史明之流的“四百年歷史”與杜正勝等人“同心圓史觀”的謬論。面對“獨派”要從憲制上廢除“監察、考試”二院的要求,胡先生亦多次在公開場合堅決表示“監察權乃中國獨創”,“臺灣的政治體制切不可以去中國化”,“國家統一是必要之善”。即使在暮年之時,胡先生依然疾呼“議統將逐漸成為風氣”,痛斥“台獨分子”“說自己不是中國人是非常大的缺德”,力主用中國文化來導正“台獨”。 對此,有人不解,曾問胡先生:你年輕時候是個自由主義者,為何要放棄自由民主,主張海峽兩岸統一。對此,胡先生回答說,堅持自由民主與堅持國家主義並行不悖。在政治世界中,沒有抽象的自由民主,其都是建立在國家基礎之上,民主是國家的民主。如果國家四分五裂,“自由”、“民主”云云便是空中樓閣、鏡花水月。因此,早年的胡先生與楊國樞院士等三位著名學者為反對國民黨當局的獨裁統治,提倡思想自由、社會民主,被國民黨當局污蔑為“四大毒草”,遭到嚴密監視和打壓。他與楊國樞教授等著名學者主辦《思與言》雜誌,創辦“澄社”,針砭時弊,力推社會改革。在解嚴後特別是民進黨上臺執政後,胡先生不僅沒有表現出一絲的欣喜,反而在媚俗的大潮中堅持自我,展現出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正氣和風範。當陳逆水扁之流為一己之利將全島推向戰爭邊緣時,胡先生毅然而然地站在反對“台獨”的第一線。因此,無論時局怎麼變,也無論當權者怎麼變,胡先生不慕權貴,敢於直言,始終堅持的還是那份學術良心。 市場利益的驅動使得社會變得浮躁起來,學術界概莫能外,魚目混珠者也好、投機鑽營者也罷,如過江之鯽,不計其數。相反在浮躁大潮中能始終堅守良知、憑良心做學問的學者並不多見,實在難能可貴。相比身邊李鴻禧之流塗抹胭脂、賺取名利之事,胡先生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與清白做人的操守。徐斯勤教授曾說:“胡老師的堅持與風骨最為令人懷念,胡老師基本上是永遠在和他所處的時代與環境對抗,我們這一輩人都難企及胡老師萬一”。寫到這裡,筆者依然想用無意間看到的一則網評做結尾——胡佛依然是胡佛,還是那位在課堂上對學生闡述何謂“憲政主義”的師尊,“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哲人其萎,浩氣長存!願胡佛先生安息! 9月10日胡佛老師病逝。他是第一位在台灣以政治學領域成就獲選的中研院院士,他提出選舉渦漩理論來解釋台灣的民主化。突然在電視的跑馬燈看到這個不捨的訊息,悔恨這幾年沒有向他老人家請安。胡老師依照身份證享壽86歲,實際上是89歲高齡,雖然算是高壽,但對懷念他的學生,敬愛的老師永遠走得太早。
我和胡老師緣分甚早,也甚深,但我不是老師指導的學生,政治立場也不同,和老師的情誼是因為歷史興趣與師生的特殊繫絆。80年代他就是名紳聞士,以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身分為人所知,和李鴻禧、楊國樞、張忠棟幾位被右派的黨國媒體醜化為「四大寇」。戒嚴時期常擔任執政黨與黨外的中間人。高中時就久仰盛名,但直到大二時因「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才親炙。 老師平時不常到校,所以有課時就會有記者在外面等著要採訪。我因為下課還常纏著他發問,常有機會在旁邊看訪問。他也常在《中國論壇》和報紙發表政治評論,所以也常有校外「粉絲」來學校向他請益。 胡老師說話有點鄕音、又喜歡講「天寶遺事」,對一般同學非常「催眠」,加上不點名,對於多數的年輕學生很快就「形象破滅」,沒剩下幾個人在聽他上課。我當時對於民國史很有興趣,不但沒有加入周公行列,還能呼應他的問答,因此對我留下印象。 他出生在北伐結束後,經歷抗戰與戡亂,才剛入學金陵大學,就成為流亡學生來台。當時一般人早已不關心戰前的中國歷史,竟然有個年輕人常來與自己的記憶對話,所以對我特別照顧。 大學時我參加他主持的台灣地方政治菁英研究小組。他領導的工作室(俗稱306,因為胡老師的研究室是綜合大樓306室)可說當時是政治學量化研究的龍頭,但他沒有勸我投入量化研究,反而鼓勵我可以繼續做歷史與制度性研究,我是306當時唯一不做量化研究的支薪助理。 記得在中華民國憲法的課堂上,整年條文都沒講幾條,美國憲法及「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老師超愛講這個詞彙)倒是說了不少。也許因為留學美國的緣故,上課發了一堆美國聯邦憲法法院的判例當講義,還都是英文的。他對國民黨的臨時條款最嗤之以鼻,認為那是超越憲法的違憲架構。大家覺得期末考試一定不可能這樣考,反而非常害怕,很多人去找林紀東的憲法教科書來K。結果,老師真的就著重在概念,純粹需要背誦和解釋的條文都沒有出。 此外,老師特別喜歡講制憲過程的歷史,最常講的就是民社黨的張君勱。老師早前做過監察院的研究,可說是監察院研究的先驅,而且這個研究據說當時也是政府的禁忌。 除了在傳統政治學的制度研究領域有一定的成就,1980年代起他投入選舉與民主化的研究,這當時在台灣是非常新的領域,很多學生就是因為參與這些研究而前往歐美進修,回台灣後成為大學教授或政治菁英,如:游盈隆、陳明通、林佳龍、張佑宗等,另外還有徐永明、范雲、李崇僖等更多人都參與過老師的問卷調查計畫。老師桃李滿天下,照顧過的學生只能用「族繁不及備載」來形容。那幾年間與老師接觸的印象中,我覺得其後也獲選為政治學領域院士的朱雲漢教授是胡老師最器重與疼愛的學生。 朱雲漢教授在美麗島事件以前就在胡老師門下。我入學的時他還是年輕的「菜鳥」老師。但開會時,只要朱教授在場,他一定稱他朱老師,即便私下對我們提到朱雲漢教授,也都稱朱老師,從不直呼其名,只有他與朱老師私下對話時,才偶而聽過老師直稱呼他的名字。即便是對有師生上下關係的弟子,他也會細心的為學生考量。 郝柏村當行政院長時常向他請益,當然可能也和胡老師是內閣制的堅定主張者有關。胡老師對李登輝及兩蔣(尤其蔣經國)都沒好感,存在著清高的士大夫觀念。胡老師晚年在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上逐漸超過他對憲政民主的關心。現在的年輕世代也對他沒有什麼印象,但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他有一定的角色和影響。 老師的翁慈是江蘇省的第一屆國大代表(終身職)和律師公會理事長,可說是天龍人中的天龍人,家學淵源極深。他念台大的時候還做過代聯會長,曾擔任過政學系大老、前外交部長、中研院院長王世杰的秘書,協助中研院的計畫與經費規劃。他常講假天龍人們之間的八卦給我聽,所以我對國民黨內的派系有比一般人深一些的瞭解。 我在大學時就是個死獨派、臭台派,一直在做日治時期台灣史及二二八研究。胡老師則是堅定的統派,但胡老師對我的政治立場很尊重,建議我可以繼續在台灣政治史的方向發展,也親筆為我寫過推薦信。我認為:並非只是學術貢獻,而是他對待學生的那份真切情感,才讓我們永遠懷念。 想起愛美食的老師總是排上午10點到12點的課,下課就會帶助理和研究生去找餐廳,最遠還由法學院走到以前的空軍總部。老師特別喜歡西洋繪畫,每次去他大湖山莊的宅邸,他都會搬出參觀美術館收集來的複製畫,對我們講到眉開眼笑。 閉上眼睛,我依稀還能看到老師的笑容。 願敬愛的胡佛老師安息。 ................................................ 陳俐甫 真理大學教會宣教史料暨人文科技整合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台灣教授協會副秘書長 2018.09.20 轉載自思想坦克 9月10日傍晚,中研院院士、前臺大政治系教授胡佛先生病逝。這一天,正好是大陸的教師節。許多曾受教於他的人,不論自己是否體認到,他們都在這一天失去了一生中所能遇到的最偉大的老師。
接著,臺灣學界、政壇,不分藍綠,許多門生故舊對他表示悼念或追憶,稱他為:「臺灣政治學界一代宗師」(中國政治學會)、「中華民族復興的實踐者」(曹俊漢)、「引領民主大潮的精神導師」(朱雲漢)、「臺灣政治科學的開創者、學術界自由主義的先驅」(張亞中);其綠營弟子也說他是「憲法學大師、自由主義大師、永留正氣在人間」(遊盈隆)、「一位影響我深遠的人師!一位憲政民主的啟蒙者!一位行為科學的奠基者!」(林佳龍)、「一生展現了包容、多元與寬大;精神導師」(徐永明);蔡英文表示「感到遺憾不舍」,認為他畢生致力政治學術、倡議民主憲政,「令人感佩」;呂秀蓮稱胡佛「對民主和人權法治的核心價值,矢志捍衛,始終如一,令人感佩」;馬英九「深感不舍與哀痛」,稱他是「臺灣政治學界導師,不僅是憲法學權威,對法治及兩岸關係也都有高超見解」;連對岸的北京大學教授潘維也高度評價:「他的離去為一個世代的中國政治學人畫上了句號。他不屈不撓堅守大義的精神是不朽的。」 在現在高度分裂的臺灣社會,像胡佛這樣令彼此敵對的各方都表示敬重的人物已很罕見。這是因為他在以下兩方面都有著無可置疑的先驅地位:政治學的科學研究,以及1970年代以來臺灣威權體制解組(所謂「民主化」)的催化過程。 由於他在這兩方面的高度無人可及,許多人都把胡佛視為接續五四傳統的自由主義者,如周陽山就將其思想概括為「科學、民主、愛中國」──前兩者,即是五四運動領袖陳獨秀所盛讚的「賽先生」(science)與「德先生」(democracy) 基於胡佛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美國加州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曾以胡佛為「1997年度中國傑出民主人士」而頒獎給他,獎牌上刻著「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四個被自由主義者擁護的普是價值。從1986至2016年,該獎得主除了與胡佛立場接近的費希平、陶百川以外,其他得主有台獨派的康寧祥、施明德,以及一大堆反共的大陸民運人士,甚至包括親港獨的媒體人黎智英和港應末代總督彭定康。1997年與胡佛一同獲獎的,甚至竟然是達賴喇嘛。這個獎說明兩點:即使是當代反共(以及反中)的自由派,也承認胡佛對這些自由主義核心價值的詮釋是到位的,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是巨大的。正因如此,在胡佛過世後,綠營人物也不得不對他表示正面的哀悼與追念。 然而,胡佛的思想並非僅止於此。 憲政以國家統一為前提 首先,與五四以來的自由主義者不同,胡佛信奉的與其說是「德先生與賽先生」,不如說是「康先生與賽先生」,「康先生」就是立憲主義(constitutionalism)。胡佛認為:清末以來(尤其是五四以後),許多談自由民主的人是在價值或思想上談,因此往往治絲愈棼,爭論不休。胡佛本人則特別推崇清末立憲派以來,從憲政制度來談如何落實自由民主的宋教仁、張君勱、雷震、陶百川,而且他自認是接續這個立憲主義的傳統──為了救國、民族復興,思考如何建政。因此,他從不空談前述那些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而是思考如何在憲政制度上把那些價值落實為一套合理的法治秩序。並且,由於「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而制訂,因此他比一般自由主義者更看重「國家」的統一與安定。這使得他從來不迷信西方人基於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而提出的那些自由主義「普世價值」,反而更注重近代中國最需要的國家統一與復興。換言之,他深切體會到:憲政制度是要為國家的整體需要而服務的;沒有國家,就沒有個人所需的安全與秩序,所有的自由、權利都會落空。 於是,他從整個國家的全域高度出發,把政治體系分成三層結構:國家結構、政體結構、施政結構。其中,國家結構是組成國家的諸要素(各民族及民眾)統合的狀態。如果這些要素是分散的,那麼國家就根本不能成立或就是解體的。他指出:「如果國不成其為國,任何由政治規範所構成的政體……皆是無所附麗的,所有的施政更是不必談了。由此可知,國家結構是最基層的也是最根本的。在國家結構之上,才能建立規範結構的政體;也唯有在規範結構之上,才能發揮施政的功能。」所以,「任何傳統憲政觀念所強調的政府及人民的權力結構,皆以國家結構為前提。……如從契約論的觀點看,憲法發展至今,已成為三重的約定:合成國家、建立政體及施行政策。」 這就是他與許多自由派的分歧點,也是他與假借「自由民主」搞分裂國家的"台獨"派最終分道揚鑣的根本原因。 內閣制優於總統制 胡佛不但把國家結構與政體結構分開,還相應地再將「統權」與「治權」區別開來。統權是國家元首用來統合整個國家的權力(多為象徵性、禮儀性、程式性的虛權),而治權則是政府首長規範政務、決策施政的實權。在多黨制國家裡,由於政黨鬥爭無法避免,為了不使政黨惡鬥傷及國家統合,因此將「統權」與「治權」分屬元首與內閣的內閣制當然要優於兩權歸於同一人的總統制。因為內閣制下,元首統而不治,因此各政黨爭奪執政權(即政府首長之位)時不至於傷及元首的正當性,於是也就不易因黨爭而造成國家分裂;反之,在總統制國家,由於國家元首即政府首長,於是党爭直接針對國家元首,往往危及整個國家的統一和安定。 據此,胡佛依「統權」及「治權」的關係來區分內閣制與總統制:兩權分開者是內閣制,兩權合一者是總統制。落實到憲法條文上,「決定內閣制及總統制的基準是在:由內閣抑〔或〕總統當決策之權及負政治之責,至於負責的物件是議會或民眾,以及用怎樣的方法與標準加以判定,皆與制度的性質無關。」換言之,在美國總統之下雖有內閣,但那只是總統的僚屬,全向總統負責,應此仍是總統制;而在英國政府的內閣之上雖有女王(元首),但是一切實權掌握在內閣之手,女王純屬虛位,故自然是內閣制。 此外,胡佛從不迷信西方人提出的「普世價值」,他始終認為「民主」適度就好,從不相信「越民主越好」這種神話或鬼話。因此,除了政黨鬥爭以外,他對直接民選的民粹傾向也抱有戒心,以免其威脅政治安定與政府效能。從而胡佛認為:由選民選出國會、再由國會產生內閣的英國議會內閣制,比起民眾直接選出政府首長的總統制(或以色列一度施行的內閣總理民選制),更能防杜民粹風氣。 總之,「適度的民主」要由合理的憲制來落實、保障,國家才能長治久安。而胡佛認為,英國式的議會內閣制,是多黨制下最合理的憲政體制。 中華民國憲法就是內閣制 胡佛談及研究方法時,經常強調「要把概念刮的乾乾淨淨」。他對於「內閣制」及「總統制」的界定,就是緊緊抓住這兩種憲政體制的關鍵特徵(有如人類的「第一性徵」),而將其餘(有如人類的「第二性徵」)視為次要、非必要的特徵。如果男女之別是依其第一性徵來判斷,只要看最高行政機關是行政院還是總統便可知曉,不需糾纏在「閣員是否是立法委員」或「倒閣權、解散權是否完整」。那麼,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類型就很容易判斷。 胡佛常說,經過李登輝當政以來七次修憲,《中華民國憲法》本文的以下條文從未更改或取代,即第53條:「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及第57條:「行政院依左列規定,對立法院負責」。任何粗通中文的人都知道:「最高行政機關」之上不可能有「更高行政機關」。那麼,「總統」既然不在「行政院」之下,當然就不可能是「行政機關」,因此當然沒有行政實權,而應屬虛位元首。「總統」的所有「權力」都只是象徵性、禮儀性、程式性的「統權」(元首權),而非執掌政務的「治權」(行政實權)。至於第57條規定,明確了行政院(內閣)向立法院(國會,而非總統)負責,這更清楚明白的顯示了中華民國憲法就是內閣制,完全沒有混淆的餘地。 1948年以來歷任“總統”之所以大權在握,先是二蔣利用違憲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攬權,後來李扁馬蔡則是利用憲法漏洞,皆非憲法授權。因此,胡佛認為可利用立法權制訂《總統職權行使法》,以補充憲法之不足、堵住憲法漏洞,使憲政運作步上正軌。 胡佛主張:該法首應對總統行使閣揆提名權加以規範。例如:閣揆應是立院多數可接受之人選,並應向立院報告政見,經立院信任投票通過後使得任命;監察委員、考試委員、大法官、檢察總長之資格及提名程式亦應明訂,且不應有政黨考慮;總統更不應怠於行使提名權,導致憲政機關無法運作。其次,該法亦可規定彈劾總統之發起要件,及總統若違憲亂政,經彈劾去職或任滿後之刑罰,以落實憲法所謂「國家嚴厲之制裁」(總統就職誓詞)。最後,「國家安全會議」及「國家安全局」原為《臨時條款》殘留物,卻成總統干政的「利器」,既然《增修條文》對此二機關只是規定「得設」,則立法院自然可廢除其組織法,收回授權,使該權力回歸行政院。若一時難行,亦應遵守憲法內閣制精神,修改其組織法,使閣揆藉副署權之行使成為該二機關實質領導者,使行政、立法兩院成為國事決策中心,行政院真正成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胡佛多年來殫盡竭慮,希望中華民國能在台灣建立多黨制下的憲政,為全中國未來的憲制建設提供一個正面參考案例,最後卻毀於二蔣不肯回歸憲法在先、“台獨”不願認同中國在後。 半總統制實為超級總統制 二蔣時代「總統掌權」雖為現實,但實為違憲。胡佛當時頂著白色恐怖的巨大壓力,始終堅持憲法法理,直指中華民國憲法就是內閣制。國民黨某御用學者即曾在某一會議上對胡佛咆哮:你敢說蔣總統沒有實權?語帶恐嚇,而胡佛不為所動。 到了李登輝當政時,由於李是本省人,又是受過皇民化教育(還改過日本名字)的最「正宗」“台獨”份子,許多有“台獨”傾向的本省籍政客學者爭先恐後為其搞“台獨”而出謀劃策。他們先修憲將「總統」改為直接民選,使李登輝在1996年當選後成為台灣民意基礎最廣泛的政治領袖,便於其推動“台獨”。然後,在1997年推動「雙首長制」(又稱半總統制)憲政,使總統提名閣揆不需經立法院同意,從而製造出憲法漏洞,使總統可以掌控行政院,卻又不需要向立法院負責,成為有權無責的超級總統。 對於這一整套旨在“台獨”的憲政陰謀,胡佛早有警覺。1990年李登輝召開「國是會議」,而胡佛受邀擔任籌備會議成員時,他發現會議主要議題是修憲,並要動到整體政治結構(包括國家機構),就懷疑其目的實非憲政,而是“台獨”。於是,在正式會議召開前,胡佛果斷退出。從此,他堅持憲法上的依中原則與內閣制,一路反對藍綠聯手的惡意修憲及“台獨”作為,表現出中國讀書人的風骨氣節。 目前,台灣學界配合政客需要,把所謂「半總統制」炒成了「顯學」。甚至多主張《中華民國憲法》本文中的「總統」就非虛位。到了2016年蔡英文上臺後,乾脆提名支持兩國論者出任職司釋憲的大法官。現在台灣「憲法學」界比二蔣時期還要媚勢媚俗,其中頗多人是胡佛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胡佛對學生向來愛人以德,雖不同意這些弟子曲學阿世,也不疾言厲色。可惜胡老師的不言之教,在這各因認同錯亂而道德淪喪的島上,已無教化作用。 國家統一是必要之善 現在台灣的憲制問題,在於最根本的國家認同層次。胡佛進一步把國家公權力的問題分成三個層次:國家認同、憲政結構、公共政策。國家認同要統一,憲政結構才能穩定,公共政策也才能有效;而台灣現在的國家認同是分裂的,憲政結構是浮動的,公共政策是炒作的。在如此的還就下,幾乎沒有任何公共議題可以達成共識、有效解決。 取年行憲紀念日前夕,胡佛在報上發表〈行憲70週年!漂浮的憲法,飄往何處〉長文。他指出:「現在民進黨執政的總統蔡英文女士,根本不承認統一的國家結構,從而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這完全違背一中憲法的規定。“行政院長”且公開宣示,他是『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有人主張由“司法院”的大法官釋憲,但“蔡總統” 認命的“司法院長”及數字大法官,卻公開不認同中華民國,如此又將如何解釋中華民國的憲法呢?現在的中華民國只是一個殼子,雖然還叫中華民國,但以不是憲法原來規定的中華民國了。」 由於“台獨”執政,憲法已在萎謝中。胡佛呼籲朝野人士共同「護憲、救國」。但他非常清:除非兩岸真正統一,僅僅靠這個島上的中國人力挽狂瀾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晚年越來越強調國家結構的重要性以及國家認同的道德性。 在太陽花學亂發生前,胡佛早已察覺國家認同錯亂的惡害。2013年10月他藉著受訪,在《觀察》月開上發表了〈國家統一是必要之善〉,提出釜底抽薪的建議:「在沒有解決國家認同與主權統一之前,現在去談政府結構(治權)就太早了。……也唯有先……建立的認同共識,其他如國號、國旗、政體、憲法等問題自然容易解決。所以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促統,先讓大家瞭解:國家統一,是必要之善。」今年春節期間,他又對《望遠》同仁說:台獨是非常不道德的是,台灣因台獨而道德淪喪。在那些表態追念他的藍綠學者政客中,許多人面對他對台獨與毀憲的譴責,如果良知未泯,實應內心有愧? 哲人以逝 典範長存 在胡佛的憲至思想裡,合理的憲至體制要能解決國家長治久安的現實需要,不能膠柱鼓瑟。因此,既然大陸不是多黨制,就必須走出自己的限制模式,而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限制體制。他在晚年一再提起一個計畫,希望集合兩岸憲法學者,為大陸的憲制改革提供具體建議。其中,他提出應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納入憲法本文,把執政黨視為國家機關來規範。這種理論創新的膽識,遠非一般執迷於西方憲法學理的學者所能望其項背,令人震撼。 今年3月,大陸修憲將「黨的領導」納入憲法,正是他所主張的修憲方向,對此他也深表讚許。可惜這位愛國的憲政主義者已離我們而去,無法對未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制建設繼續貢獻他獨到的智慧。 胡佛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開放心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修養,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求知精神。他既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又深通西方的學術思想,守經達變,博古通今。他就是中國傳統讀書人的現代典範,臺灣島上最後一個中國大儒。 胡佛生於民國十八年農曆十一月初一日,亦即西曆1929年12月1日。按照中國人的傳統,他每年生日都是按農曆過的。但來台後在報戶口時,他父親的秘書將其生辰錯填為1932年5月14日,又苦於提不出出生證明而始終無法修改,以致於中研院及台大都說他享年86歲。實際上,他只差3個月就滿89歲,可謂高夀。 然而,他這一生盡其在我,無愧無悔,卻仍難免有憾。就在他臨終前這段日子裡,眼看著臺灣在民進黨全面執政下,已從「易姓改號」的「亡國」,惡化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的「亡天下」;政風敗壞,道德淪喪,社會亂象日增,兩岸關係日益兇險。一切變化,都與他一生念茲在茲的統一與憲政背道而馳。於是,他憂國憂民,心急如焚,經常跟家人說他覺得焦慮、急躁…… 胡老師,有我們在,您安息吧! ............................................................ 原創: 遠望 珊閔遠望 *本文為《遠望》社論,刊載於《遠望》(2018年10月號;總361期) 轉載自 珊敏遠望 胡佛老師只教過我一門憲法課,他對憲政主義的闡述,卻深深影響了我一輩子。
當初我以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學生的身分,到大學部下修胡佛老師開的憲法課。已經考上了政治所,當然看了不少政治學的專書及文章,所以久仰胡老師的大名,那個年代不像現在網路上有各種資訊,因此在正式上課之前,從來沒有見過胡老師的真面目。 胡老師長什麼樣子呢?一代學術巨人,以前在國民黨執政時期被情治人員列入「四大毒草」,應該本尊也非常高大吧?最起碼,應該充滿浩然之氣、爆發力十足,就像是那個年代開始受到電視新聞注意的明星政治人物。 說實話,第一眼看見胡老師走進教室時,心中有一點小小的失落,因為胡老師看起來中等身材、其貌不揚,平常都穿襯衫與西裝褲,臉上總是掛著微笑,就像是一般的公務員或上班族。 開始上課之後,胡老師音量不大,絕對不是聲若洪鐘,他用非常平凡、非常溫和的聲音,如春風吹拂般煦煦講解憲法,但是卻能產生當頭棒喝、振聾發聵的效果。 上胡老師的課之前,當然早就看過中華民國憲法,也拜讀過不少憲法書籍。我以為憲法學的講授,就是一條一條解釋。但胡老師不是這樣,他再三闡述「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強調憲法的用途就是用來限制政府的權力,限制政府權力的才是憲法,反之,如果內容是幫助政府擴權或是集權,那麼這樣的憲法雖然有憲法之名,實質上絕不是憲法。 當時的震撼到今天仍然清晰。從前唸過的所有憲法法條,在這一刻全被拋諸腦後,因為所有條文都是枝節,限制政府權力才是核心。 上了幾次課之後,主動在下課去找老師提問。這樣的學術巨人,會有時間理會學生的提問嗎?本來擔心會不會想提問的學生每次到了下課都大排長龍,讓我根本沒有機會發問?事實證明我想太多了,大學部的學生不太提問,他們自願錯失良機,對我來說真是一大福音。 胡老師遇到學生發問,回答不疾不徐,直到學生滿意而去。許多我自以為困難的問題,胡老師總是能三言兩語就解答疑惑。我問:「政治人物拿到權力後不遵守憲法怎麼辦?如果政治人物發動修憲,就是要違反憲政主義,制定出擴權甚至集權的憲法,又怎麼辦?」又問:「不少學者說我國憲法本來設計是總統制或是半總統制憲法,胡老師憑什麼堅持是內閣制憲法?」 針對第一個問題,胡老師笑說:「政治人物不遵守憲法或是違背憲政主義,我只能一講再講,讓大家知道這樣不對,不然我一個老頭子,拉也拉不住他們,又能怎麼辦?」我原以為胡老師會說出比較激烈的回答,例如抗爭、絕食。但是沒有,他用一貫理性的溫和態度表達立場。 針對第二個問題,胡老師沒有評論其他學者的看法,一貫微笑說:「國家社會黨的張君勱先生起草憲法,他自己說他寫的是內閣制憲法。」又說:「副署之所在,權力之所在。這些在民主國家都是很明白的事情。」 胡佛老師不只是憲法學宗師,也是台灣政治行為經驗研究的開山祖師,我研究所一年級擔任面訪助理,在寒冬夜晚拜訪受訪者進行訪談,至今印象深刻。 胡佛老師成立中流文教基金會,探索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在世界之角色及地位,促進中國文化與人本精神之調適與重振,並且推動兩岸學術交流、增進相互瞭解、提高知識水準。這個基金會財務不很寬裕,要募款才能辦理兩岸研究補助或是研訪營。承蒙胡老師弟子、我碩士論文恩師石之瑜教授推薦,我在2005年能獲得研究補助,2013年能參加研訪營去北京深度交流,都是受惠於胡老師的辛苦及無私奉獻。 胡佛老師有一次對我說:「有空常到家裡來坐坐聊聊,不要客氣。」當時我還是研究生,以為這是客套話。很久後才知道,胡老師常邀朋友學生到家裡聚會。 胡老師過世後,我寫了一篇懷念的短文,中國時報總主筆戎撫天告訴我,他雖然沒有上過胡老師的課,但是早年跑新聞時經常去胡老師家裡拜訪請益;老友駱冀耕寫文章回憶他高中一年級寄信給胡老師,沒想到竟收到好幾頁親筆回信。 這就是胡佛老師,平凡而偉大的憲法學一代宗師。 賴祥蔚 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中華傳播管理學會理事長/i-Media愛傳媒榮譽社長 2018.10.12 轉載自 愛傳媒 我是最後去看胡佛先生的,幾小時後他逝,我心緒煩亂。手邊有一封胡佛寫給郭冠英的信。寫信之時,正是胡先生為中國民主憲政貢獻全力的顛峰期,信中講到了他一生信念的來源和當時的心境,讀來感慨: 「冠英老弟:極喜讀您的文章,因能刮除浮土,直探底蘊,文情猶其餘事也。
您強調做中國人以及一個中國,我尤為共鳴,我生於中國歷史的憂患中,此即我生命的源泉,何能或忘呢?近有老友說我一輩子倡導民主,竟不能擺脫中國意識,我告:民主係為中國,如失去中國又將如何安身立命呢? 此地某望自由主義的老友,不免有虛無,甚至虛脫的傾向,為之一嘆。 我已辭去公視籌委會及政策小組召集人,因公視法始終不能通過,另外一個原因,即繼高先生生前忽給我一電話,勸我犯不上弄電視,老友善意,常存心中,故說辭即辭。現有線電視的審議委員職,尚堅辭不獲,好在快完事了。 近兩岸關係緊繃,大選則擾擾攘攘,人心似麻木似激昂,您文中所謂的錯亂,足以當之。我曾參加上次黨中的修憲研擬會,會中謬論、怪論百出,我挺身駁之,駁而又駁,終無可如何。憲政之亂,乃不可挽回,又可一嘆。 胡佛鞠躬。 1992年除夕。 」 胡佛先生是自由主義者,他重視個人的自由,同時也認為,個人的自由與民族的自由是互相依存的。上面這封信顯示,早在四分之一世紀之前,胡佛先生已經與天真的、脫離現實的自由主義訣別,成為深刻的、實踐的自由主義者。 傳統中國並不是一個民族國家,它認為中國的忠孝仁愛價值並沒有國界,而儒家體系、農耕社會與其他宗教體系、非農耕社會也有兼容之處,這樣的政治文化顯然不是民族主義的。但是近代西洋和東洋的強國在割取中國土地之後,把剩餘的部分框限在一個界線之內,造就了近代中國的國界,也迫使中國人學到了民族主義。 戊戌、五四之中和其後,一些中國知識分子覺得應該徹底超越民族主義,追求純粹的自由、民主價值,但理想不敵現實,究其原因,在於這樣的理想脫離現實,主導20世紀前期世界的強權從未打算容忍中國人在人格和國格上和自己完全平等。 1949年之後,台灣的自由主義話語中,多了反共,少了反帝、反殖,甚且發展出親日親美下的反中,無視台灣社會經濟依附、文化殖民的氛圍,談論抽象的個人自由,就像胡佛先生講的那樣「不免有虛無,甚至虛脫的傾向」。 與近代所有被壓迫的民族一樣,中國人渴望尊嚴;曾被割讓的香港、台灣人民更渴望尊嚴。但將香港人、台灣人的尊嚴與中華民族的尊嚴對立起來,甚至於連結到前殖民母國的庇護,在胡佛先生看來,是「缺德」的想法。換言之,這種作法不具道德的正當性,當然不應是「民主」的目標,自然也不能算做「自由」。 胡佛先生走了,他留下的精神遺產還剩下多少?誰能繼承、延續、發揚? ........................................................... 吳啟納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2018.09.15 轉載自中時電子報 望重士林的政治學者胡佛教授10日過世。我問他的千金:令尊首要遺願為何?胡莼女士答曰:中國的統一。
自由主義者又渴望兩岸統一,他是否思想矛盾?促統這種「保守」思維,能和民主、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並存嗎?胡老生前就屢遭如此質疑。 在兩蔣威權時代,台灣人民渴望自由,「黨外運動」風起雲湧,透過每次選舉屢屢挑戰一黨專政體制。與此同時,學界與媒體亦引進自由主義,做為挑戰威權體制的理論基礎與運動能源。知名學者殷海光、胡佛等人,就是當年推動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 服膺憲政主義的胡先生,因為針砭時政、推動民主,一生大多站在國民黨的對立面。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政治氣氛一片肅殺。胡氏與楊國樞、陶百川、吳三連等人,多次呼籲政府以民主精神處理朝野爭議。在朝野瀕於決裂的時刻,他們成為化解國民黨與黨外衝突的重要中介。 弔詭的是,就在台灣社會越來越「自由、民主」之後,它和一向支持自由、民主的胡先生卻越離越遠。原來,自由主義、民主政治早已被異化為「反中工具」以及「比促統更重要的普世價值」。這種誤導害慘了台灣,也是台灣向下沉淪的濫觴。始終如一的胡先生,遂從對抗威權的自由派,被改歸為「誤入歧途」的保守派。但誤入歧途的,不是胡,是台灣社會。 胡老說得很清楚,人類為謀福祉,組成家和國,家、國不但是「必要之善」,也是「道德共同體」。家人休戚與共、不離不棄,這是家庭的基本道德。一國的國民之間亦如此。「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是將小我的互愛,擴大為對大我的共愛。這種大愛是國家主義的核心價值。維護國家的統合與凝聚乃國民的基本道德;撕裂國家、棄有難國家於不顧就是不道德。 回顧列強的崛起過程,其首要工作就是統一國家。他們的憲政、人權,經濟發展,都和國家主義思潮並駕齊驅。國家的統一和強大,是國民的自由與人權之基礎。唯獨在台灣,國家主義和國家統一被視為自由、人權的對立物。 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除了重視個人在國家機器之下能否享有「小我」自由之外,更重視「大我」的自由與尊嚴。國家如遭內亂、外患,不能凝聚、自主,就失去有效、合理運作的自由,此時國民必然無法享受最大的個人自由及尊嚴。「大我自由」與「小我自由」分屬不同層次,後者有賴前者的保障,兩者不互斥。 美國開國初期對印地安人何其殘暴,內戰期間南北對峙何其慘烈,畜養黑奴、歧視有色人種等惡行罄竹難書,但美國的統一卻被本國人與外國親美人士視為神聖理所當然。反之,國共內戰導致兩岸分裂分治,如比照南北內戰,兩岸再統一也是神聖與理所當然,但美日豢養的台獨意識與論述,卻硬要抹黑中國的求統。 斑斑史跡,證明中國的長期分裂,引來外國的侵門踏戶,不但阻礙中國發展,更踐踏中國人的尊嚴與集體自由。(如非反中勢力虎視眈眈,大陸何須限制人民使用臉書自由?)中國(尤其是台灣)之病,不是過度熱衷而是不夠重視國家主義,甚且誤認自由主義優於國家主義。 胡逝後二日,當年主張「革新保台」的沈君山亦逝。早年大陸動盪不安,「革新保台」有其道理。現在中國崛起,也走上正確發展道路;台灣反而淪為外國牽制對岸同胞棋子,並一再剷除自己的歷史文化,還頻以被誇大、被扭曲的大陸內政缺失,做為拒統的藉口。這已經不是「保台」,而是「害台」。更是胡佛教授所痛心的「不道德」。 哲人其萎,但他的言論值得台灣民眾三思。 林金源 遠望雜誌社長/淡江經濟系副教授 2018.09.16 轉載自 中時電子報 9月10日,得知胡佛教授去世的消息,令我感到非常震驚。8月5日,韋政通教授突然逝世,「思源學會」發起籌組治喪委員會,我打電話邀請胡佛教授擔任治喪委員,他在病榻上慨然允諾,不料事隔1個月,胡教授本人也仙逝了。
楊國樞、韋政通、胡佛相繼去世,象徵著一個世代的結束。1970年代初期,楊國樞、胡佛和一批號稱自由派的知識分子,以《大學雜誌》為基地,發起「革新保台」運動。台灣社會走向民主之後,他們又以《中國論壇》為基地,繼續針貶時政。接著又模倣「費邊社」,以「論政而不參政」為號召,組織「澄社」。 楊國樞教授是個重感情的人。後來「澄社」分裂,胡佛、韋政通相繼退出。及至「澄社」異化成為「政務官訓練班」,許多人都以「澄社社員」作為官場的晉身之階,「澄社」被人批評為「混社」。有一次,我問楊國樞教授:為什麼還不退出?他說:他是「澄社」的創始人,不忍心這樣做。以後他就很少再對時事發表評論。 2005我出版《一中兩憲:兩岸和平的起點》,特別邀請楊國樞、胡佛寫序言,他們兩人都二話不說,立即答應。是年年底,他們更與6位中研院院士發表〈兩岸和平論述:和平中國運動的起點〉,希望能夠發起「和平中國運動」,消弭兩岸危機,促成中華民族的再發展。然而,這樣的呼籲不僅沒有獲得社會的重視,反倒遭到獨派的冷言批判。 胡佛教授晚年,不僅批評台灣的選舉,因為藍綠相爭,己經使台灣陷入「民主憲政的困境」;而且抨擊政論節目上的名嘴,每天只想討好觀眾。2010年,他更批評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只看到近400年的台灣,造成學生「眼光短淺」。這個時候,楊國樞教授已經罹患失智症,再也無法對時事發表任何評論了。而胡佛在他的風燭餘年,仍就秉持他一貫的學術良知批評時政。 去年底胡佛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兩岸統一是最高的道德」,把台灣推向台獨是經不起考驗的「假道德」。他明確地主張「議統」。就我對這幾位前輩的瞭解來看,這可以說是胡佛教授的終極關懷。用媒體人王健壯的語言來說,台灣的學術社群必須多幾個像他們那樣的知識分子,敢於出來「議統」;甚至還要有人敢於擔任兩岸之間的「中介人士」,台灣才有可能走出當前「民主憲政的困境」。否則,追念楊國樞只是在「消費他」而己。 民主憲政也是胡佛教授畢生努力的目標,曾經一度民主化的進程走得順利,好像距離近了,但是現在的台灣政治似乎離民主憲政越來越遠。而我們的學術社群還有這樣的知識分子嗎? 黃光國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系名譽教授 2018.09.15 轉載自 中時電子報 |